其五，何况魏源自己也没有把“长技”限定于武器范围之内。他主张，造船厂、枪炮厂在制造足够船械之余，“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把兵工生产延伸到民用工业的意愿，或许可以说，魏源已经轻轻叩击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门扉。而魏源也没有到此为止，他的最终目标是“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洋之民”。这又把“师夷长技”引向一个更为宽阔的天地，进而与“风气”的开化、“智慧”的增长联结起来。如果说，魏源对于西学的倾慕表述得还非常含蓄，那么稍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在“制洋器议”之外，就增添了“采西学议”乃至“变科举议”“改会试议”诸篇。并且更为明确地阐述了“师夷”的必要：“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过去，我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近代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总体勾画未尝不可，但如果用来考察具体人物的认知内容，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从魏源的“师夷”说到冯桂芬的“四不如”，都包含着技器、体制、心性三个方面的革新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