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在关于“怎样写”的问题上，显示出深厚的功力，无愧为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或这门专史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顾著以近百年（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史学为叙述的对象，上编讲前期史学成就，中编讲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下编讲后期史学成就。如果说金著评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话，那么顾著则是以论中国近现代史学为其特点。顾著的可贵之处，是对民国前后的史学做了对比的分析，以当时史家的亲历和感受，其所论颇多中肯之处。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概括1845—1945年的百年史学时，写道：
这百年来的史学，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大致民国成立以前为前期，民国成立以后为后期。……
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此外如新的考据论文，多能揭发各时代历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这都是科学方法之赐。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详前引，此从略——引者。）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在近百年中，新史料发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这批史料，主要的是：各地发现的史前遗物，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铜器，西北发现的古代文物，内阁大库与军机处保藏的档案，与新出现的太平天国史料。这许多新史料，给予后期史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这在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上，最有帮助。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这是使小说、戏曲、俗文学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