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那是微乎其微了，[4]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5] ，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6]。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7]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8] ，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