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那是微乎其微了,[4]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5] ,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6]。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7]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8] ,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