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吧。”
“在某种程度上，证人证言是能够彻底改变一个案件走向的。虽然拥有李超超的证言，但是我实在无法忽略黑色钢笔、保利奖券和石岩峰摩托车的线索。如果胡庆斌就是杀人凶手，那么李超超就是做了伪证。如果需要他人帮忙伪证来制造不在场证明，胡庆斌为什么要找李超超帮他呢，仅仅是因为他写了外出单是给李超超补课？似乎说不通，即便他说自己没有去补课，而是直接回家了，无人可以证明，我们也会采纳。仅仅是因为他和李超超的父亲认识？似乎也说不通，他完全可以选择更亲近的人，比如妻子或儿子，来增加安全系数。”
“您是说，胡庆斌必须选择李超超作伪证，或者说，他感觉即便做了伪证，李超超也不会出卖他。”
“你感觉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两种情况？”老队长若有所思地问。
“两种可能。”我想了想，“第一，李超超也参与了杀人，胡庆斌和李超超是共犯，为了自保，李超超必须作伪证；第二，胡庆斌和李超超的关系超出了普通师生关系，他们应该拥有更深层次的关系。”